解放前
陳士和少時曾在某王府幫廚，酷愛評書，耳濡目染聽了很多前輩名家的評書。1912年，正式拜張智蘭為師，學說《聊齋》。陳士和繼承了其衣缽，并博采眾家 之長，在張智蘭的講述為基礎上，變坐談今古式講說為現身說法式的演說，以愛憎分明的感情、淵博的社會知識和生動活潑的語言對故事進行了再度創作，在說書藝 術上亦形成了新的流派。曾在北京天橋福海居茶館、東四五條“大鴿子”書館等處表演評書，并得到當時觀眾尤其是梨園界名家的認可。1928年左右來到天津說 書，先后在趙家窯、通海茶樓、德慶園茶樓、寶和軒茶樓、潤香茶樓、東興市場寶山書場、鳥市連記書場、寶恒書場、三角地、中國大戲院屋頂花園、天祥屋頂花 園、瀛洲茶社等地演出，因向天津書館使了“押賬”(先支取演出費用)，他為了一千七百元押賬，竟多年不能自由抽身返京說書，北京老書座兒想湊錢為他還清押 賬，但未成功。當時藝人每天在書館說書兩個月為一“轉”，他在北京說了幾轉書，最后一轉是在東四五條一書館說《胭脂》，次日即將返津，臺上臺下依依惜別。 他開書念上場詩，念到末兩句“好景一時觀不盡，天緣有分再來游”，引得在場聽眾鼻子發酸，惋惜不已。 1938年在天津“大觀園”演說評書，與白云鵬、榮劍塵、張壽臣、林紅玉、金萬昌等眾多曲藝名家同臺獻藝，并在天津各電臺連續播講評書，一時間紅遍津門， 萬人空巷，深受內外行的一致贊許，當時在曲藝界還有“通天教主”的美譽。1939年天津鬧水災，他才得以暫時回京演出，電臺、書館爭相邀請。
解放后
解放后，1952年他參加影片《六號門》的拍攝，飾演反面人物“馬八輩兒”，刻劃了一個天津舊社會久經風云的“老混混兒”形象。1953年，他作為天津 代表參加了第二屆全國文代會，當時被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發現，詢問這位白須飄灑、氣派非凡的老先生來歷，并請他為大家表演。我師爺于是在會議期間現場表演了 《夢狼》，受到中央領導和代表們的一致好評。周總理曾稱贊他為老英雄，祝賀他在口頭文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，并希望他回天津后把評書《聊齋》傳給下一代。
在中央領導的關懷下，一九五四年十月，天津市文化局組織了以何遲同志為主的專門班子，對陳先生 的《聊齋》書目進行搶救性整理。擬出篇目共五十段，可惜只留下十三段半，后半段《崔猛》由劉健林先生補齊。已故的原天津市文化局局長何遲同志臨終前曾講： 我在整理陳老的《聊齋志異》時刪得太多了，并且按照當時階級斗爭的觀點去整理補充，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。陳先生于1955年1月16日病逝于天津紅十字 會醫院。
評書作品
陳先生一生說過的《聊齋》有五十一篇，出版評書作品有《勞山道士》、《畫皮》、《阿寶》、《續黃粱》、《云翠仙》、《考弊司》、《向杲》、《夢狼》、 《席方平》、《瑞云》、《王者》、《毛大福》、《崔猛》。或是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、腐敗，表現人民反抗精神；或是鞭撻封建包辦婚姻制度，歌頌青年男女忠貞 愛情。他同情贊揚善良百姓、無告弱者和正直誠實的人物，抨擊嘲諷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等形形色色的丑惡人物，乃至最高封建統治者，在一定程度上闡發了蒲松齡 原著的思想內容。其評書語言通俗生動，書路細致謹嚴，情節跌宕曲折，表演時臺風親切大方，口齒清晰，長于摹擬各色人物的神態。他對原著中涉及的歷史地理、 婚喪禮儀、社會常識、人情道理等，常常加上通俗的解釋；善于抓“現掛”（即興笑料），使用連鎖的“串包袱”；常常引入書外書，制造懸念，敘事中雜以評論， 夾敘夾議，入情入理。他演述的聊齋故事，對原作的人物增加了很多社會背景和生活經歷的描述，把場景勾勒得更加細致，并且增添了不少富于戲劇性的細節，以豐 富原作的藝術形象。演述不以奇幻的情節炫惑聽眾，而著重于挖掘原作的故事隱喻現實人生，贊頌真善美，鞭撻假惡丑，使其具有較強烈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。 金受申先生曾說過，“陳士和能把《聊陳派評書傳人劉立福齋》說得通俗、細膩、動人，又擅長使用扣子，具有使人百聽不厭，久而彌趣的魅力。”
弟子
他的弟子有張健生、劉健英等，劉健英的兒子劉立福（1924-）是當今陳派《聊齋》碩果僅存的代表人物，演說過《蓮香》《張鴻漸》《阿寶》《考弊司》 《胭脂》《辛十四娘》《素秋》《云籮公主》《王成》《毛大福》《瑞云》《宮夢弼》時《王者》《夢狼》等書目，深受當代觀眾歡迎。
專場演出
2007年，舉辦了幾年陳士和誕辰120周年的專場演出，劉立福在專場上表演了《蓮香》。2010年3月28日，劉立福在中國大戲院舉辦個人專場，以86歲高齡演說了經典書目《張鴻漸》，書迷大呼過癮，引起很大反響。
關于評書《聊齋》
《聊齋》自清末宗室德月川編為評書后，出現了董云坡、曹卓如、單長德、張致蘭等名家，基本上沿用照本宣講的說法。陳士和取諸家之長，又借鑒了說其他書目 之前輩說書家的藝術經驗，對《聊齋》數十篇內容進行再創作，成為近代《聊齋》說書藝術的集大成者。他一改傳統說法，用通俗語言說講世俗之事，重人情事理， 善于使扣子，說表以字清口凈、語重聲洪、穩練沉著見長。如說《胭脂》中施愚山的五百八十多字古文判詞，他不僅背誦原文，逐句解釋，而且著重說明施愚山為鄂 生、胭脂撮合的原因，使人感到這非但是文人點綴風流韻事，更是為胭脂安身處事著想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蔣介石倡導所謂“新生活運動”，這時陳士和說《考 弊司》，講到一進考弊司衙門大堂，看見迎面一對石碣上的刻字，原文一副四字聯，他又各加上兩個小字，改為“孝悌忠信，未必’，‘禮義廉恥，不準’”，對時 弊進行了辛辣的諷刺。
陳士和曾向田嵐云、潘誠立、王致廉、群福慶等學過說書中的武功，在說《崔猛》、《田七郎》、《向杲》、《老饕》等《聊齋》段子時，穿插一些武身段，抬手動腳，瀟灑洗練，令人驚異，贏得了“武聊齋”的贊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