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1月14日凌晨，徐懷中先生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駕鶴西游，壽年九秩又四。入院之初，回眸戎馬一生，文壇浮舛，他如此簡囑家人：比之于奉獻，黨和軍隊給予我的榮耀已屬厚待，百年之后，切勿給任何組織添煩加亂，讓我清清靜靜，無牽無掛。故此，先生仙游數月，知之者寡。寂然大化，先生走得云淡風輕。 雪線丹心 懷中先生對信仰的初念、對人民的深情、對真愛的憧憬、對藝術的傾心，均肇始并升華于雪線之上。起點即在云端處，終其一生，他都至臻以求、忘我以付、踐諾以行。 1929年9月，先生出生于太行山下一個貧寒之家，其時烽火連天，食不果腹，但先生12歲即考取抗日高小，兩年后又入太行第二中學，自言是吃著太行山根據地人民的小米黑豆長大成人。1945年年初，從太行中學畢業即入伍，次年入黨。之后，先生跟隨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。淮海戰役結束后，又跟隨二野部隊一路解放大西南。參軍后，他先后從事美術、戰勤、武工隊、土改、宣傳諸項工作，至于他最倚重的文藝創作，則是20世紀50年代初，任職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研究員之后的事了。 其時，新中國成立伊始，西藏尚未和平解放。作為一名曾經的“小八路”，二十出頭的青年軍官徐懷中，對新生的共和國、對偉大的人民軍隊、對瑰麗的西南邊地風情，心胸間始終奔涌著熾熱的情感。但他性格內斂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而激蕩其熾熱情感的還有一個重要動因：他，戀愛了。戀人，是第二野戰軍文工團二團的青年舞蹈演員于增湘。此際，于17歲，徐22歲。他們相識相知于二野文工團戰火連天、長途跋涉的慰問途中，有時在軍營，有時在鄉郊，有時在牧區，還有時就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地旁。 心心相印，無須贅言，他們將對彼此溪流般的愛，融匯于革命奔涌的波濤中。增湘先生出生于工程師家庭，對讀書，葆有初衷。她悄悄勉勵愛人，你有那么豐富的戰斗生活經歷，有空還是寫點小說吧。對創作，懷中先生自有法度，但他從不虛構自己不熟悉的生活。1950年，先生第一次進藏，先是參加慰問團，接著就同十八軍進軍西藏，修筑康藏公路。為了修筑這條被稱為世界上最美麗但又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公路，三千筑路官兵魂駐高原，平均每公里都留下一個英魂。先生不是走馬觀花式地采訪體驗，而是直接到筑路第一線的工兵連隊任職指導員。20世紀50年代初，缺乏機械設備，完全靠人力劈山斫嶺。他帶領戰士們起早貪黑地揮鎬掄鍬，就是一名本色的筑路工人。雖然當時還年輕，但先生的體力畢竟不能跟戰士們比，未過數月，身體預警。血壓飆升，心率過速。因為缺氧，好幾次直接暈倒在筑路現場。但他還是堅持不下山，他害怕：如果一下山，就被歸為不適合上高原的人員，再不能上去。上不去，如何壯繪豐沛的生活？ 工兵連施工開始是在川藏北線的達馬拉山，公路埡口海拔近5000米。達馬拉山公路修通之后連隊轉場，他在后面的收容組里，結果，就剩他自己身體最差，一個人落在后邊。到最后體力不支，根本走不動路，就往連隊的方向一點點地爬。不爬，就只有死在荒野高原。天黑了，風雪呼嘯，他憑借毅力和信念，拼著命終于爬挪到炊事班的帳篷邊上，扒著灶臺從鍋里舀了一大勺半開的熱水緩緩灌下去，這才慢慢活泛起來。而此刻，連隊的戰友們，正漫山遍野地找尋懷中指導員呢。再苦再累，他還要擠出時間來創作，這，既是對愛情的承諾，更是對生活的禮贊。就是在那種困厄的條件下，以西藏筑路官兵為題材，先生飽含摯情地寫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《地上的長虹》。 該作發表兩年之后，還是以西藏這片神奇的土地為背景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我們播種愛情》艱難面世，在文學界引起極大反響。這是新中國當代文學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為背景，旨在謳歌黨的民族團結政策，謳歌每一名耕耘者，奉獻給祖國這片壯麗高原的長篇小說，此作經葉圣陶先生推介，很快被翻譯成俄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日文等在世界范圍內流傳開來。 數年苦厄，一朝回甘，歷經7年守望，《我們播種愛情》風行世界之時，懷中先生敬約增湘先生，攜手走進婚姻殿堂。 琴簫和鳴 （徐懷中、于增湘夫婦） 1964年年初，懷中和我先后被抽調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《東方紅》劇組，他是文學創作組成員，先期進入，我是在演員組。我記得，懷中、喬羽他們倆提前好幾個月就在文學組里進行臺本前期構思，特別是朗誦詞的創作。后來周總理點將，文學組陸續進了魏巍、賀敬之、郭小川。懷中他們前期工作辦公地就在老動物園邊上的西苑飯店，前后住了有一年多。那一年多里，我們兩個人都很少回家，孩子都托付給保姆照顧了。集體奮斗了一年多，終于等到要為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式演出了，大家格外高興。我在全劇第二場《星火燎原》之《打土豪分田地》章節中扮演女游擊隊隊長；在第六場《中國人民站起來》之《偉大的節日》章節中又繼續扮演揮舞鐮刀的工農代表形象。懷中則和魏巍、郭小川、賀敬之、喬羽等人通力合作，廢寢忘食進行文學創作。串聯《東方紅》演出全篇的朗誦詞，就是他們幾個聯袂完成的，花費了很大心血，才使得各方都較滿意。 哦，對了，我和懷中參加《東方紅》演出還有一件特別高興的事，就是在《東方紅》首演現場，周恩來總理受毛主席委托，大聲向全體演員宣布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特大喜訊，我們那天高興得手都拍紅了，嗓子都喊啞了！那個場景，一輩子也忘不了！ 懷中還跟我講到一個特別的細節，就是演出進入到舞臺合成時，演員組都在后臺候場，他們文學組在人民大會堂一層中后居中位置觀摩，每次當序幕《葵花向太陽》開場，舞臺上，萬惡的舊社會里，民不聊生。一位衣衫襤褸的母親準備鬻兒度日，根據民樂“江河水”改編的獨奏“賣兒歌”，嗩吶過門一響，他們幾個人心都要揪一下，每到高潮部分時，他們都難過得淚流滿面。 明效同志： 你好！本來已確定我和張笠一同去開遠，因為辦公室人員分不過來，只好我來大理，張笠單獨去開遠，兼起賽區的聯絡工作。你返軍后想已投入緊張的執勤工作。這次傳達了電影創作會議和四省市調演精神，對照起來，《竹林春筍》的創作思想是正確的，也是當前的新主題，如果搞出來，會為我們的會演增添光彩。當然，時間上是倉促了一些，就看創作組的突擊精神了。11軍這里忙著籃球比賽，會演工作則無動靜。其他單位情況也不甚了解，12月第一批調演會是什么樣子，恐怕不容樂觀。 于增湘說過了節去開遠，劉副政委講過希望她到軍里去。她想到126團待一段時間，沒有一定目標。你和于鋼同志等可以向她介紹一些部隊情況，幫她出出主意，搞一個什么舞蹈。我想，不帶什么任務，去部隊走走也會有很大收獲。她在軍里期間，會去看看宣傳隊的舞蹈節目，能提點什么意見就提點。以前她去軍宣傳隊，領導和大家都很客氣。她有些顧慮，怕幫不了什么忙，反倒把節目排練拖長時間，同志們對軍區下來的抱有希望，但往往都會失望，這是實在的情形。所以于增湘在軍待幾天后，還是叫她趕快去部隊算了。 于增湘這段時間貧血，打B肝血色素上來一些，她在軍區門診部沒有要到B肝，不知你是否有辦法弄幾盒價撥給她，麻煩你了。 我來時小趙帶了一盒月餅，我送到家里去了，兩位老人和你們的小女兒均好，勿念。 問余鋼、張笠同志好。 握手！ 一封信請轉交于增湘，如她改變計劃，沒有來開遠，就請寄往昆明。 徐懷中 （1975年）九月廿九日 通讀全信，令人唏噓。字里行間，飽含深情；穿越經年，彌足珍貴。 此后不久，懷中先生又跟隨“中國作家記者團”，秘密借道他國，進入越南南部地區4個多月，數度經歷并見證生死。 幾乎與此同時，增湘先生參加“四清”工作團，奔赴陜西千陽縣農村。在千陽縣農村，一天，她到大隊部去，在隊部的《人民日報》上看到一條新聞：美軍B-52飛機“地毯式”轟炸越南南方某地，想到愛人的未卜生死，她越想越怕，哭著從塬上跑回來。深夜在窯洞，點上油燈，又拿出來看…… （1965年，徐懷中在越南進行戰地采訪） 2023年3月14日傍晚，曾與懷中先生樓上樓下居住十幾年的老鄰居——92歲的解放軍藝術學院原政委喬佩娟將軍眼中噙淚，作如是語：徐部長愛“蘑菇阿姨”（于增湘的昵稱），那真是愛到骨子里！但他們的愛，不是庸俗的愛，不是淺顯的愛，他們的愛是革命的愛、信仰的愛、忠誠的愛，更是患難見真、榮辱與共的愛！ 八面來風 懷中先生非但是新時期軍旅文學的一員主將，更在文學的黃金年代，僅憑一己之力，持續推出在中國文壇葆有影響、享有盛譽的軍藝作家群！1984年，先生受命組建軍藝文學系，并擔任首屆系主任。開學在即，先生麾下僅有一名教師，一名參謀，一名干事。師資嚴重匱乏，教學設施陳舊，教學場地短缺，課程設計無例可循。但，上級要求的教學目標卻非常明確：要在短短兩年內，推出一批在全國、全軍廣有影響的軍事文學作品！還要培養一批廣有影響的軍事文學創作骨干！這，近乎天方夜譚。 35名學員絕大部分來自偏僻的基層部隊，軍隊經歷豐富，但接受高等教育不系統，創作成績差別大，且普遍沒有見過大世面。面對這樣一支隊伍，中軍帳里的懷中將軍，陷入了沉思。 先生從來不抱怨，他深信：辦法，總比問題多。 經過一番長思遠慮，旋即，一張藍圖徐徐開展。 不為我所有，但為我所用！為以誠交心，他經常只帶一名參謀，逐戶入室拜訪。這種君子之風，感動所有應聘者。于是乎，丁玲、劉白羽、魏巍、汪曾祺、林斤瀾、王蒙、張潔、李陀、張承志等著名作家，李澤厚、劉再復、張炯、吳元邁、劉夢溪、劉錫慶等著名學者，吳組緗、吳小如、袁行霈、嚴家炎、謝冕、葉朗、樂黛云等著名教授紛至沓來……這些如雷貫耳、名噪一時的作家、學者和教授，如丁玲、吳組緗、任繼愈先生，都已多年不登臺授課，但卻把畢生的最后一次演講留給了軍藝文學系，留給了20世紀80年代的魏公村。 2019年9月，面對故鄉《邯鄲日報》的記者，憶及當年組建軍藝文學系的窘迫情形，先生如此娓娓道來：“當時接受任命，要我主持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學工作。領導跟我談話說，這可能會犧牲一些你個人的創作，以后補上好了。事實證明，不僅不是什么犧牲，兩年學期對學員們和我，都可謂收獲頗豐。不同的是，35名部隊學員坐在下面，我陪同客座教授坐在講臺上，我和大家一同聽課一同學習，一同接受了為期兩年的超量灌輸。就我個人而言，猶如鳳凰涅槃，文學觀念上有所覺醒，有所覺悟，也不妨說是為以后完成長篇《牽風記》，準備了藝術修養方面的基本條件。說起培養35個學員的事情，許多人都常提起。其實一個作家的成功是多種因素成就的，主要是個體努力，個體追求，個體感悟。事實上，軍藝文學系草創期，我也不懂教學。我作為文學系的第一任主任，沒有給文學系的學生講過什么正規的課，但文學系的學生，都叫我老師，或稱先生，這是出于尊重，也是對我作品、做人、做事的認可。當時條件非常艱苦，沒有一個老師，也不懂什么當代文學、現代文學、影視文學的區分。每一件小事，我都是親力親為。早上6點去接外請來的老師，8點準時要到教室門口。我與學生一起聽課，我不是也受益嗎。聽完課，我們一起到食堂排隊吃飯。為培養軍事文學專業的學生，我托關系找熟人，請‘各路財神’、各方面專家，倡導八面來風，只想著為學生們服務。樂此不疲，高興得很。”先生是這樣說的，更是這樣做的。 為切實提高學員的眼界修養，懷中先生還有點石成金之法：文學系宿舍走廊東頭的小黑板上，動輒通知，明天早上八點登車，全體學員去中國美術館參觀意大利油畫展；明天下午五點登車，全體學員去首都劇場觀摩人藝話劇《茶館》；至于“法國電影周”“德國電影周”“美國電影周”，更是題中應有之義…… 舐犢之愛 “懷中對我說過一句話，‘只要你高興。的確，只要我高興，他付出多少都愿意。懷中是懂我的，他愛孩子，不僅愛我們的孩子，對文學系的那些孩子，他也那么喜歡，只要他喜歡，我付出多少也高興！’” 89歲的于增湘老人如是語。 于老似乎忘卻了，他們家，一度成為軍藝文學系第一屆學員分批次改善生活的第二食堂、談心談話的主要場所、修改作品的第一車間。 莫言的第一部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卜》，原題為《金色的紅蘿卜》，臨發表前，系懷中先生親自將“金色”改為“透明”。該部手寫稿出來后（當時電腦尚未普及），懷中先生即將此稿帶至家中審讀，并熱情地推薦給了增湘先生。增湘先生對《透明的紅蘿卜》文末中的這個細節記憶猶新，并多次夸獎莫言深厚的生活捕捉功夫：“黑孩的腳上穿著一雙嶄新的回力球鞋，由于鞋子太大，只好緊緊地系住鞋帶，球鞋變得像兩只丑陋的胖頭鲇魚。”她回憶，盡管出生于工程師家庭，但她小時家中兄弟姐妹多，為省錢，父母在給他們買鞋子的時候往往要買大一號，這樣，老大穿完，老二、老三縫縫補補還可以接著穿。有時鞋子的確過大，只能拼命地用鞋帶將鞋子幾乎捆綁起來。2023年4月8日下午，在懷中先生黃寺的家中，當他們共同回憶到這個特殊細節時，增湘先生和莫言都會心地笑了。一轉眼，這個細節也近40年了。 多年前，中國作協的老領導馮牧前輩就曾頗有感慨地對莫言說：“我早就知道你是軍藝文學系的，你的成名作《透明的紅蘿卜》，就是發在我任主編的《中國作家》1985年第2期上，懷中和我都對這部作品十分認可。我跟懷中共事熟悉幾十年，懷中這個人哪都好，就是有一點——護犢子。” 學生張波憶及：剛入學的我們，其狀態是兩個極端。一方面，每個人都已經發表了一些作品，多少都有一點自命不凡；另一方面，初到京城，每日面對鴻儒大家，又著實有幾分自慚形穢。這時候，懷中先生作為引路人的作用便彰顯出來。由于他本人有著深厚的軍旅生活和對軍事文學創作的長期實踐，故他也深知我們這批人的短板。他先是搞調研，而且方式獨特又溫馨：把同學們分批請到他家里，他和夫人親自下廚，然后師生一起邊吃邊聊，就在這濃郁的家庭氛圍中，他便基本摸清了我們每個人的狀況。順便說一句，我就是在懷中老師家里頭一次吃到云南名菜——汽鍋雞的。 學生劉宏偉尤念：比之于很多成名成家的同學，我入學時還沒有多少代表作品，直至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寫出了一部比較滿意的短篇——《始祖鳥蛋》發表于《青年文學》，并在當年年底獲獎。很快，畢業就天南海北了。我如愿走進了八一電影制片廠文學部，忽然有一天，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，辦公電話聽筒里，竟傳出老主任徐懷中的聲音！他要我盡快準備一份簡介和近照，郵到上海文藝出版社，說人家要出版一本重量級的當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集，而作為推薦者，他選中了我的短篇小說《始祖鳥蛋》。《1986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集》如約出版了。當出版社寄來樣書，在《始祖鳥蛋》前面，我看到附有一篇評論文章——《劉宏偉小說的蛻變》，署名竟然是——“徐懷中”！那個下午，我眼含熱淚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著那篇專門為我而寫的文學評論，只覺得天地無比廣闊。在那個崇尚文學的黃金時代，這是我的恩師——徐懷中先生對一位學生所給予的最珍貴的禮物。 學生宋學武感慨：1985年我的短篇小說《山上山下》草稿輾轉到徐懷中主任手上，徐主任約我談談。徐主任開門見山：敵人趁著天黑在我方陣地前往回拉拽尸體的情節寫得有點簡單了，能否在這個過程中增加點細節，比如增加點拉拽的難度或者意外，小說就有張力了。我按徐主任的點化，增加了一個小細節，恰恰這個細節，使這篇平庸的小說，點石成金，以至于登上了當時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階梯——《收獲》雜志。 著名編輯董保存感佩：懷中前輩一生著作斐然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85歲那年，還參與編輯出版過一本自費書。那是先生的老家——太行山老區組織的一本紅色村史、家史。他親自交代我：“保存，我10多歲離開老家，可以說從未給老家辦過什么事，老家的人編了這么本書，希望我能幫助改一改，編一下。我看了，也做了修改。你再幫我一個忙，按照正式出版的標準，把這本書收拾好做出來。該花多少錢就花多少錢，這個錢由我來出，也算是我為老區、為老家作了一點點貢獻。”前輩交代的事，我當然會盡心去辦。這事后來讓出版社一位領導知道了，他對先生十分敬重，加之先生曾任總政文化部部長多年，任職期間對我們十分關愛，該社領導就擬定按內部指令性圖書出版。當我把這層意思告知先生后，沒想到老恩師非常不悅，他嚴厲地說：“這事聽我的，該多少錢就是多少錢，你們領導不了解我，你還不了解我？”后來，當樣書送呈先生當日，他馬上讓司機帶著書款分厘不差地交到了出版社財務部。 學生朱向前感懷：1984年9月下旬，在文學系內部組織的第一個小說創作座談會上，因剛入學不久，大家彼此不太熟悉，更因為各自忙于創作，疏于座談會準備，致使發言開席即冷場。當懷中先生的目光第三次掃到朱向前時，這個來自福州軍區基層業余創作代表，沖動之下魯莽救場，洋洋灑灑講了幾十分鐘。課后，懷揣惴惴不安之情的他尚未完全清醒之際，懷中先生已令其把課堂發言稍加整理，當即推薦給中國社科院的《文學評論》發表，自此一發不可收，一心想當小說家的朱向前從此改弦更張，走上文學評論的萬里長征，并頻頻以鴻篇巨制般的激情長評，躋身中國當代一流評論家行列。 學生常青追念：澳門回歸前兩年，經審批，我遵國務院港澳辦的約定要求，赴澳門深入采訪并撰寫《百年澳門》一書。歷經多部門審核通過，樣書出版之際，中國作協專門召開了作品研討會，徐主任時以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身份蒞會。當參加討論的個別嘉賓對該書提了些不了解相關規定的意見后，輪到徐主任發言時，他微微一笑：大家提意見當然是為了作者好，為了進一步把作品修改好，但作者是吃透精神，去澳門實地采訪將近一年，當地情況她是最有發言權的。我們對文章的修改要實事求是，常青你要秉持這個態度，不能以我們想當然的看法去修改。護犢之情溢于言表。不久，該書被評為中國百本愛國主義圖書之一，老師的支持、鼓勵、點撥功不可沒。2019年，在主任九十壽辰之際，我打電話給他賀壽，他在電話中鄭重對我說：“常青，你可不可以來一趟，我有要事和你講。”因為事發突然，幾乎沒有過渡，主任又沒有明說，我更不便細問，但感覺茲事體大，我當即和愛人驅車趕到黃寺大院主任家中。進門后，只見徐主任半靠在旋轉椅子上，安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地往里輸東西呢。先生用的是手寫版電腦，幾乎是半躺著，蜷縮著胖胖的身軀，每日筆耕不輟，他的獲獎作品就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的。見此情景，我估計老爺子是讓我來他家談作品的，正思考怎么接話呢。不承想主任轉過椅子，和我們面對面，然后娓娓而語：“常青，今天專門讓你們來家里，只為一件事，就是想當面向你們道個歉。這些年，我一直把你當女兒看待，也對你講過。當年我反對你們的婚姻，是擔心你未經世事受委屈，也因為不太了解具體情況，現在看來是他們搞錯了。我了解到你們現在很幸福，我為我當年的誤解，向你，向你們夫妻，今天正式道個歉。”聽完主任的話，我當即愣在原地。時隔30多年，徐主任還清晰記得當年這件事，仿佛不說出“道歉”這兩個字，會令他終生不安！我非常受震撼，更為感動，口中囁嚅半天卻說不出一個字。為了當年的一個小誤會，老人家竟懸置于心這么多年！眼前這位如慈父般恩師的殷殷關切之情溢于言表，一股女兒受委屈的熱流再次充盈我的眼眶…… 即便對于一個初涉文壇的晚輩，先生也是抱以期許和勉勵。2009年7月，本科就讀于軍藝文學系的文壇新秀董夏青青，畢業后放棄留京意向，而主動選擇到新疆軍區基層部隊任職。2017年，當她的第一本浸潤邊地芬芳的中短篇小說集《科恰里特山下》正式出版之際，懷中先生獲悉情況后，欣然為之作序： “初次與書中那些新疆戍邊軍人相識，似乎彼此已十分熟悉。作者描述北部邊陲所特有的自然景色，寥寥數語間，如一縷清澈的光暈在流淌，令讀者神往，久久在品味著。這本書稿仿佛一張從新疆寄來的明信片，印著當地某個小縣城的夜景。我不會忘記，霓虹的光影投映在地上，街頭巷尾傳來的笑鬧中夾雜著聲聲嘆息，空氣里塵沙的腥味揮散不去……”2022年11月，董夏青青以短篇小說《在阿吾斯奇》成功摘得第8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桂冠，并成為軍隊獲此獎項的最年輕作者。 文貴情真 對于創作，懷中先生的態度始終是法度莊嚴，他從不虛構自己不熟悉的生活。即便是在其晚年的巔峰之作《牽風記》中有已臻化境的縱浪大化之法，那也是在他調動一生的戰爭儲備素材上的升華和淬煉。 真實，貫穿先生生命的始終，無論是行事，還是為文。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，懷中先生便想構思創作一部反映第二野戰軍千里挺進大別山的小說，作為一名曾經的“小八路”、見證者，他有責任、更有義務去書寫這段軍史傳奇。先生曾先后到軍事科學院和相關文檔存放部門，借閱當年的電報，查找、復印、摘錄了許多歷史文件。利用業余時間，先生斷斷續續寫了有20多萬字。書稿尚未過審，“文革”到了！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，更怕紅衛兵來查。先生悄悄將書稿燒掉。因書稿太厚，小火燒不透，先生就反復撥拉好幾個小時，才徹底燒毀，書稿只留了幾萬字的一個小開頭，并無重要的東西。粉碎“四人幫”后，文藝思想大解放，對先生影響深刻，他痛定思痛后反思：“我后來想，燒掉它沒一丁點兒可惜的，我不可能在那個基礎上完成它，我感覺到那么寫已沒多大意思。”他暗自發誓，不弄到完全滿意的地步，寧可窩在手里，也不拿出去。 先生這一思考，就近乎一甲子！ “到了晚年，我想我該放開手腳，來完成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搏擊。”2014年，經過一個寂寞而又漫長的準備階段，先生開始打磨長篇小說《牽風記》。沒有寫作提綱，先生只準備了一個塑料硬皮小本子。一個生活小細節，一句有意味的話，他都會隨手記下來，“我希望憑借自己多年戰地生活的積累，抽絲剝繭，織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”。那時，他白天寫兩三個小時，身體不舒服或者頭暈，就停下來。“寫到哪兒算哪兒，就算最后寫不完，對我來說，它也已經完成了。”薄薄10多萬字的一本書，寫了將近5年。對創作，先生可謂是極端負責。故此，當厚積一生的生命之作《牽風記》甫一亮相，即驚世人！ 先生對大部頭作品潛心久醞，對小短篇同樣是虔身以躬：1964年，懷中先生寫作短篇小說《四月花泛》之時，正經歷《無情的情人》遭遇批判后的“空窗期”。在此之前，由于政治環境的緊張，他已經有數年沒發表過任何作品，而這篇小說也是應組織開展“四好連隊、五好戰士”運動征文的應景文章。可就是為了寫好這么一篇“命題作文”，懷中先生竟然長驅數千里——專程跑到小說主人公——一個過年回家幫戰友帶東西做好事的戰士所在的部隊，和連隊炊事班的戰士們同吃同住。這還不夠，接著，他又沿著戰士返家的路線，從吉林四平出發，轉乘火車、汽車、小船，到達湖北浠水農村，按照戰士分送戰友物資的實際家庭，挨家挨戶地探訪了解，到每個家庭里了解他們的實際困難。為了更準確地了解戰士家鄉生活的細枝末節，懷中先生甚至和戰士家屬一同下鄉插秧，參加晚間評工分會議，每天至深夜一兩點方休。正是這樣扎實的生活體驗，使得一個短篇小說出自平凡，近乎天然，通篇洋溢著真摯而樸素的農耕文明氣息，傳遞出淳樸濃郁的鄉情與鄉愁。人物間的對話多是由武漢當地的語言風格寫成，由于作家對方言駕馭得精準、原汁原味，甚至有讀者以為徐懷中是地道的湖北籍作家。對這段經歷，懷中先生這樣自述：“那幾年，部隊正開展‘四好連隊’‘五好戰士’運動。我在1964年春寫的短篇小說《四月花泛》，也是被作為‘四好五好’征文發表的。我并沒有想過去配合這個運動，不過倒是由坦克兵部隊一位五好戰士的事跡引起的。他的事跡很平常，主要是他回家探親，一路上先到幾位同鄉戰友家里去，辦理了人家托付他的事情。待回到自己家，假期已滿，他不得不急忙趕回部隊。我沿著他當初探家的路線，轉乘火車、汽車、小船，到了他的家鄉湖北浠水農村，挨家訪問了他幾位戰友的母親、妻子、未婚妻，在當地一個小鎮上拉出了稿子。寫這篇東西，我希望做到出自平凡，近乎天然。著意于人物細微的感情波瀾，而回避任何人為的強烈的戲劇性波折。文筆上須細心雕琢，讀來又不見雕琢痕跡。盡管這些意圖并沒有很好完成，總是有意識地經過了一番琢磨，自己早晚回想起來的，還保留了一點印象的。”——摘自《徐懷中研究專集》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）之《爬行者的足跡——文學自傳》第15頁。 增湘先生補敘：“懷中做什么事都認真，早在50年代初剛進藏時，就是個有心人。他不但利用工作之便采訪了十幾位西藏的頭人、寺廟的高僧，同時也采訪了大量的農奴，他關注當地人的生產生活，風俗習慣，宗教傳統，還順帶學會了開拖拉機。懷中作品里的人物，幾乎沒有虛構的，都能在生活里找到原型，當然，他在作品中也多次寫到了我。” 小中見大，平中見奇。通過增湘先生介紹，四川雅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羅大佺先生，跟筆者講述了這樣一則故事，令人不勝感佩： “2021年6月6日黃昏，我正在家鄉洪雅縣的洪雅廣場散步，忽然接到懷中先生的電話，接通后，他要我加他的微信，說有急事找我。我和懷中前輩是1998年8月認識的，那時我借調在國家林業部工作。認識以后，感覺徐老和他的夫人于增湘阿姨平易近人，和藹可親，沒有一點高官和名人的架子。每次去看望他，他不但親切地和你交談，簽名送書，還留你在家里吃飯。 92歲高齡的徐老還會用微信？這讓我感到驚奇。加了他的微信后，他的保姆打開微信視頻，確認是我本人后，說徐老有事找我，會給我發微信。到底什么事呢？我心里七上八下，有點忐忑不安。沒過多久，徐老發來第一條微信：‘大佺同志你好！你對康藏地區有深入了解，煩你相告，為當地人最為熟悉的有哪幾種野花？花名、花色、生長情況、有無香氣等。我擬以當地野花名寫一篇小說，不可隨意編造。謝謝你！’ 原來是這么回事。我知道徐老曾經在西南軍區政治部戰斗文工團工作過，多次去進軍西藏、修筑川藏公路的十八軍‘代職入伍’，體驗生活，參加過拉薩康藏公路通車典禮，對藏區同胞有著深厚的感情，他的作品中，很多也是描寫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。我立即回復徐老：‘據我所知，康藏地區格桑花比較出名。’徐老回復：‘最好多介紹幾種花，便可選擇適合于我用意的。麻煩你了。’其實我對康藏地區也不太熟悉，只是我工作的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在四川省精準扶貧工作中，對口幫扶的是甘孜州雅江縣。去年我隨學院黨委書記去檢查工作時，進行過一次專題采訪。于是我把電話打給雅江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鐘進強，請他幫助。進強是個年輕的藏族同胞，為人熱情。他給我介紹了藏區高原上生長的達瑪花（杜鵑花）、火絨草、雪蓮花、羊羔花等，從花名、花色、生長情況到藥材價值，都做了詳盡的介紹。同時告訴我，格桑花是一種泛指，不具體指哪一種花。我將鐘進強的微信轉發給了徐老。 第二天上午徐老發來微信：‘請問火絨草是木本還是草本？屬什么科？是否開花？如開花在什么季節？有無花香？花、葉、莖形狀是什么樣？可否發一張照片給我。’ 當我將火絨草的詳細資料和兩張照片發給徐老后，徐老回復：‘太好了！再次向你致謝！’ 我以為此事可以圓滿結束了。不料6月8日上午徐老再次發來微信：‘大佺同志：火絨草是否有花香？前信未給出回答，雖然有無花香，無礙火絨草在藏胞心目中的神圣感，也并不影響我文中對此種野花的借喻效果，但我的行文必須確切無疑。如果此花有香寫為無香，或無香寫為有香，便犯了低級錯誤。故而再三打擾，請予原諒。徐懷中八日。’ 當我咨詢到‘火絨草沒有特殊花香，有淡淡的草香味，此草具有藥用價值，被用于制作藏藥和藏香’時，把它轉發給了徐老，并附言：‘徐老，您問的情況我咨詢到了，已經發過來了，您老別客氣，不麻煩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盡管吩咐。祝您一切安好！’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展示出我和徐老的通信內容，其實是想告訴廣大從事文學創作的作者，文學的路子只能腳踏實地去寫作，沒有快捷方式和坦途可走。以徐老為例，盡管老人家著作等身，名滿天下，而且已經年過九十，但他還以頑強的精神勤奮創作，并以虛懷若谷的學生態度來嚴謹地處理創作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，哪怕是一個很小的細節。我想，這也是他老人家能夠取得豐碩的文學成果和受到讀者敬重的原因吧。” 斑斕長卷 （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五位獲獎者，左起：徐則臣、陳彥、徐懷中、梁曉聲、李洱） 追思與遲悼（代后記） 1月8日中午，懷中先生尚清醒之時，鐵凝主席專門致電，時因老人已上呼吸機，由家人代為接聽。電話中，鐵主席再次祝福先生早日康復，祝福于老師保重身體，并深情回顧10余年來每次看望老人的溫馨場景，期待春暖花開之際，再次登門看望。 1月14日凌晨，懷中前輩駕鶴仙游。中午，鐵凝主席獲悉情況后悲痛致哀，問候先生家人，并特別記掛尚在病中的于增湘前輩…… 懷念徐懷中：那個“舉啞鈴”的人走了 徐懷中：《牽風記》應該是最后一部長篇 徐懷中：以一顆真正的文學之心寫作 徐懷中談戰友情：戰爭時期的友情 ，就像高度的酒 徐懷中：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近七十年的情誼 稿件初審：周 貝 稿件復審：張 一 稿件終審：王秋玲
